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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诗学,近现代中国的衰落是因为中文
分类:教育资讯

本网讯 5月17日晚,“书香南华”读书月活动之《汉语现代化漫谈》在南华大学图书馆开讲。主讲人南华大学核资源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语言学专著《说字解梦》作者肖月生旁征博引、网罗古今,带领现场师生开启了一场精彩的汉字之旅。该校300多名同学慕名前来,聆听了此次讲座。

  一九九五年我参加了贵州《山花》举办的『红枫湖诗会』,我把它理解为画家石虎先生的慷慨之举。比起美术来,诗歌是一个冷落的门类,甚至是现代文化中的异类。一九九七年《诗探索》等举办了『字思维』研讨会,这个理论命题却是由石虎本人所提出,他为此写了『论字思维』我开始了解他所关注的问题。虽然石先生不见得阅读现代语言学的著作,但这个问题与诗界所关切的语言问题、汉语写作和母语经验问题紧密相连。时隔几年,石先生拿出了一本《石虎诗抄》。本来,在传统上,诗书画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专业化而互相隔离。但在我读了这本诗抄之后,始明白石先生之所以写诗并关切诗歌现状,并非一般艺术家的风雅,而是源出于对一种文化诗学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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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怎样的魅力?”“当代汉语释义究竟还存在哪些问题?”“汉语如何更好地步入智能时代?”讲座伊始,肖月生从汉字的形象美、内含美、空间美、意境美四个方面讲述,期间穿插精美、丰富的图片将汉字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肖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及汉语释意存在的问题条分缕析,引用大量实例详尽地阐述了《现代汉语词典》存在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等方面的漏洞。随后,他以“形象思维局限性”的独特视角剖析了现代汉语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指出,近代中国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擅长的形象思维未能跟上高科技时代的步伐,而语言作为思维的外衣,我们绝不能忽视语言现代化对思维现代化发展的抓手作用,重编现代汉语词典迫在眉睫,这些既是高科技的需求、智能时代的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道路。他表示,在推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打破固有的教学模式,加强对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同等重视起来,强抓语言逻辑训练。

  石虎先生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文脉与文心问题。诗抄第三十一首《弗人》写道:

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邀请英籍华人学者诸玄识以“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西方史——综合国外研究:现代西方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为题的讲座。

微思考

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换而言之,语言决定思维。不得不说的是,拉丁语系的先天优势让西方在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简洁思维方面占尽先机,从而为西方近代的科技发展奠定思想基础。今天,我们需要学一门西方语言主要不再是为了沟通,因为未来的随身智能设备能轻松搞定这事;而是为了弥补中文先天缺陷造成的我们思维上的不足。也许你会问,那中文有强于西方语言的地方吗?当然有,而且会为我们在借用西方语言思维方式之后带来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想象力 数学能力”。

讲座过程中,肖月生频频与在场师生友好互动,并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含有其亲笔签名的书籍《说字解梦》赠予大家。

  弗人龙

主讲嘉宾:诸玄识 特邀嘉宾:董并生、孟晓路

原文解读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近代科技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虽然让国人有一种历史的尴尬与遗憾,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我们更进一步的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缺陷,并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为科学进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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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学者们大致提出了三点原因:

a. 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
b. 地理环境
c. 文化背景

站在今天的角度,原因“a”和“b”是永远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就算它们并未直接制约近代中国科技的产生,我们也不得不相信,它们会对“c”尤其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除非我们愿意把c完全归因于“命运”使然。不过今天,我们不想赘述原因“a”和“b”,而是想从语言的角度深挖一下,究竟一种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怎样的意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全民学英文的价值和角度究竟在哪儿。难道就是为了和其他国家的人沟通?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个再过几年完全可以通过成熟的智能随身设备轻松解决。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不夸张地说,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它就在方便人与人沟通地同时也极大限制了人思考的维度。不信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能够在头脑中不通过语言来进行思考吗?是不是有点像佛学所强调的“悟”的境界?

我们知道,作为科技思想基础的演绎和归纳思维在古希腊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正是这些古老的理性主义思想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整个欧洲的广泛和持久传播才为后来西方基于理性主义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理性主义也并因为宗教的束缚而消失,只不过小心地潜藏起来而已。

反观古代中国,虽然我们不乏伟大的创造和发明,但并未由此产生总结性的思想,从而指导未来的实践。为什么呢?

我认为至少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始终未形成基于抽象思考的理性思维。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形象思维方面已经达到某种极致,像“意境”,但是在抽象思维领域却举步维艰,而这个思维问题的根源则是语言。比如,下列这些抽象的外来语都是源自欧美经由日本翻译之后传入中国的,“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你能想象吗?没有这些词语,我们今天的语言和思维是不是会少一大块?

可是你要问了,为什么咱们中国没制造出这些词汇?这就不得不说说咱汉语本身的特点了。汉语是象形化的文字,而从西方文明发源地古希腊的希腊语到现代的欧洲各国文字,都是符号化的文字。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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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说字解梦》已被学校图书馆收藏,该书内含600余篇抄学校勘文章,其中穿插了作者近年的书法、文学作品100余件,是肖月生在对《现代汉语词典》边抄、边学、边挑、边改、边记的过程中写成的一事一议式抄学校勘札记,为汉语现代化进程注入了青春活力。南华大学党委书记王汉青教授为本书作序,他在《汉字之美》序言中指出:《说字解梦》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地命中了“汉语现代化对于智能时代的必要性”这个重大命题;相信这项研究能为汉语现代化,为“提升汉字、汉语的现代美”添砖加瓦。(通讯员林为诚 陈丽蓉)

  肆虐虎

讲座开场,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请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来,主要目的是听取后殖民主义时代海外学术界关于“西方文明来源”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希望就此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

【形象思维 VS 抽象思维】

中国有句话在西方人看来不容易理解,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什么?

象形化文字脱胎于实体,是某种实物的描述。这就决定了基于象形文字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形象思维。这类文字容易产生三个问题:第一,象形文字的国家很少对于字和词本身进行思考,因为它不过是在和实体的对照中发明出来的而已,缺乏对字和词本身思考的必要性;第二,当新实体、尤其是全新的实体出现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更倾向于在原有概念基础上衍生,而不是创造全新的概念,因为全新概念会脱离在头脑中固化的形象而带来困扰,比如车、马车、汽车、火车或者公牛、母牛、水牛、小牛、奶牛,想想英文是怎么说的?第三,象形文字基于形体的特征难以自主产生抽象概念,所以才会有本段第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境”、“道可道,非常道”等之说

古希腊的文字据说也脱胎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但是后来却进化为符号文字。什么是符号文字呢?就是文字和实体的对应关系是人造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这些人造符号本身都是抽象的、和实体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更多抽象概念的诞生了。举个最通俗的例子:“马”(古体的这个字就更不会有异议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如果有人用它来定义下面的动物一定会被人取笑,因为感觉不对嘛!可是“horse”如果一开始用来定义下面的动物呢?可能没什么问题,唯一的就是现在大家习惯不好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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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文字相对于象形化文字,无疑对于抽象思维、批判思维的培养具有着天然的优势

  盛世疾患经唐腹

国际学术背景

【抽象思维与逻辑】

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例子。即使过了几百年,中国看到“马”这个字也不会想太多,因为和实物的气质实在是太像了。可是英文的“horse”却只是个人为定义的符号而已,那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其他动物不能叫“horse”?我们该怎样定义它?它应该包含多大的范围?看到了吗?符号化语言自然而言就跑到逻辑思维的轨道上来了。还是那句话,连语言本身都是抽象的,那么抽象思维不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罢了。

出于理解、定义、诘辩等的需要,基于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思维产生便不难理解,而这两种思维也正是科学理论之基础。归纳可以根据见到的现象总结成言简意赅的规律,而演绎则可以根据规律更好的预测未来。如果预测未来出现了不精确,则可以基于例外情况再进行归纳,之后再去推理和演绎,如此往复。

结合到文字相关的偏艺术领域,比如诗歌,我们就能看出巨大的区别来。西方人更多地利用他们的逻辑来写叙事诗,因为叙事诗与逻辑思维强调的条理清晰最为契合;而中国古代抒情诗居多,因为抒情诗恰恰要借助于建立在形象基础上的情感来完成,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更情绪化、情感化,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也造成了咱们沟通成本的上升,毕竟,除了事实,我们需要照顾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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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汉骨扶桑东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人们反思西方的殖民运动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学说,都是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西方语言“单词”带来的简洁思维】

中文作为象形文字,每个字代表一种实物,所以字数是空前庞大的;而西方语言作为符号语言,只要有一定数目的基础符号,排列组合一下就可以覆盖大部分的表达需要,因为本来每个符号的意义也都是人为定义的。这给中文带来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个是表达模糊;第二个劣势是繁琐。

表达模糊:比如,以字为基础单位的中文最开始标点符号极少。就算是现在,我们一句话究竟哪两个字应该连在一起表意,对于不是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难题,更何况我们自己有时都会搞晕。下面是小学生造句的笑话,但却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而西方语言可是几乎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题目:欣欣向荣

小朋友写:欣欣向荣荣告白.

题目:天真

小朋友:今天真热.

题目:果然

小朋友说:昨天我吃水果.然后喝凉水

当然,这只是最简单层面的表达模糊。如果是深入研究语言学的人都知道,以“字”为单位的中文,之前因为缺乏对于词的准确定义,会造成很多是是而非的表达困境。这在工业革命之后追求效率的时代里,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思维劣势。

表达繁琐:中文“字”是最小单位,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表达繁琐。大家知道,句子是以词为单位,那么站在西方语言的角度,让词的表达更精确无疑可以简化整个句子。而中文的词还要基于更小的单位,那就是“字”。这样一来,“字”、“词”、“句”的三体结构无疑会给我们简化表达带来更大的工作量。

  伤此太白嗟万古

每十年上一个台阶。从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萨依德(1935-2003)《东方主义》开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90年代有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20世纪第一个10年有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到了2010年代,这一潮流已经发展到风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们纷纷发声,分门别类,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中文强于西方语言的地方】

那是不是咱中文对于近现代科技发展来讲完全是没优势呢?还真不是。我觉得优势至少两点:

想象力:这点不再赘述,因为这是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天然优势;

数学:这点不是我发现的,而是来源于最近看到的一本书,[美]麦尔坎·葛拉威尔写的《异数》。其中谈到,为什么亚洲学生的数学能力普遍比欧美学生好?回答是,亚洲很多国家包括中日韩,数字的发音极为简单,这带来了记数和算数的巨大优势。想想看,从1数到10对于中国孩子多么简单?而英文的1到10数起来则困难得多,就更不要说更大的数、甚至加减乘数运算带来的难度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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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 数学”,这简直是创新社会思维基础的黄金二人组啊。如果我们再补上逻辑思维和简化表达这一课,那咱们的中文可就真是接近全面发展了。

我一直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去研究甚至精通一门西方语言,甭管是英语、法语、德语还是西班牙语。其实会不会说或者说到什么程度未来不怎么重要,因为随身智能设备未来能完美帮我们解决这个小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语言的学习,深入地补足我们思维上的短板。这样再加上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数学两个天生优势,我们在思维上就可以接近全面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礼崩体

中国学术思想新动向

  乐绝魂

在这一国际潮流的推动下,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作有黄河清《破解进步论》、《西方民主的乌托邦》,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黄忠平《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何新《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林鹏《文明的唯一性》、《略论中学西被》,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杜钢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等。初步形成了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思潮。

  大江空余黄鹤恨

诸玄识主讲:现代西方是中国的“子文明”

  磐名汉字忍辱存

诸玄识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前沿,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最新研究情况,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发表的专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国风造就了英国的现代性,提出“现代早期的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泱泱复兴话当今

诸玄识在讲座中指出: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来中国,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这本书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这段历史不被当今中外学术界所承认,我认为,西方中心论不仅刻意缩短中国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隐瞒现代西方的真实来源,它与这段历史有关。

  这首诗可谓是夫子自道,是述怀之作。在石先生的悲叹之中,所幸和不幸都是『磐名汉字忍辱存』:无论秦风汉骨还是礼乐都系之于汉字。他认为文字是一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心与文脉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与磐石。这是石虎先生强调『字思维』、并用字思维的方式去写诗的深层原因。

正是这段历史(伏羲、黄帝、尧、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场最重大、最深远的革命。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这样一来,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为了理解『字思维』之说的微言大义,请原谅这里要先谈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与西语的逻辑性相比,与它所确立的一些普遍性范畴、一些抽象和稳定的概念相比,汉字被认为是不够精确与逻辑模糊的。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危机意识中,学界讨论过废除汉字的问题。汉字没有词形变化。词(单音词就是字)的意义之确定依靠一、意义相近的字构成相似的并置,和二、意义相反的字构成对应的并置。两个词义单位或两个字并置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构成了汉语生成意义取之不竭的词义库。它无须造新字也能够构成新词。受汉字思维影响,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不喜欢(或缺乏?)那些普遍性范畴,和抽象固定的概念区分。汉语的『字思维』懂得功能特征的分类与对立。通常,它不喜欢单独论述是与非、善与恶、有与无,而是论述互相联系、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反义;它不论述不变的实体或本体,而是论述事物的生成;它注重的不是不变的规律法则概念,而注重变化的模式,兴衰的潜在性,事物的倾向与阶段。比较、组成、互补、并置关系(空间关系),超越了逻辑上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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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以来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民族的思想语境中,我们能够理解对汉语的极端批判。『字思维』特点的确不适合精确的技术思维,甚至不适合进行社会思想的启蒙,因为思想启蒙需要做出断然的价值选择,需要建立规则,而不是一切事物间的互补与并置。但在表述事物自身的存在,表述我们的心性、我们丰富的经验世界和独特的感觉世界与文化传承,即在表达诗意与哲思(而不完全是社会问题领域)时,汉语的字的并置,和由此而产生的并置思维(而不是线性逻辑思维),就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命脉之所系了。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启蒙运动”就是从“神的社会”转型变为“人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及其影响范围是“人的社会”。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在现代西哲中,语言和思想方式中的那些普遍范畴、稳定的概念与逻辑受到了根本的怀疑。由于启蒙的思想与逻辑已经变成了工业和商业社会的工具理性或理性工具,非此即彼、没有歧义的思想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汉语言的字的并置功能也就不再是一个危机文明的替罪羊,而是一种文明传承的命脉跳动了。它的并置、比较、互补性的思维,就可能成为工具理性时代的『另一种文明』的纠正。这些背景与内涵,在石虎先生『字思维』的文章都已经得到了表述。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语言哲学的研究发现,思想传统或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语法功能』产生的启发。由于汉字的特点,中国思想传统和思想方式,明显地受到『词法功能』(构词法)和字法功能的影响。可以说在各种层次上,汉语中句子的意义均出自字的组合,尤其是词法中的基本相对性的作用,和字的并置功能:一切只有在与其相对物、在其相对性中才有意义。一切字都有『位』和『时』的作用。

以上所说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说到其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

  从字到词,也就是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组合,正是意义的生成过程。『字』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有『生殖』、『滋乳繁多』的含义。从字到词,通过字的并置产生表意过程,也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在早期汉语文献中,字的并置并不是非常固定的,正像王力先生所指出过的,汉语双音词大部分都经过同义词(近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在这个『临时组合』阶段,许多双音词还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凝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我们所说的『单词』。表达同样意思的单词会有许多个有差异的临时性组合,它们通常可以通用。甚至两个并置的单音词可以任意颠倒使用。重要的是,两个字的任意并置、以及这种并置次序的颠倒,并不仅仅是一些『同义词』的不同表达而已,每一种不同的使用方式都显示了说话人所敏感到的意义的细微差异,在表达时做出细致的区分,并且因此赋予这些字词以丰富的色彩。这不仅意味着前人研究汉语是以字为单位,是一种对『字思维』的考察,古人在使用汉语时同样是在运用『字思维』,即以字为意义单位,而不是以意义固定的单词、以规范化的单词为表达与区分意义的单元。在这个非规范化阶段,从字(单音词)到单词(复音词)的过程,显示了汉语表意过程的灵活性与机动性,也显示了意义创造过程的无限活力。石虎先生所倡言的『字思维』小于语法、甚至小于成语、小于词组、小于单词,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语法与单词的边界意味着复活一种表意过程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15世纪左右,在四大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纸张锁定、规定表音符号,也就是字母,这样就产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腊文。希腊文与古代希腊及今日的希腊都没有关系,它原本属于斯拉夫-东正教,被犹太教所分享,后来成为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工具。

  在从字到词的临时性组合阶段让位于规范化的表达时,语言显示说话人意旨的细微差的能力就弱化了,个人色彩也淡化了。我们在表达中使用固定的单词,即使用固定的意义单元。(当然那些渴望更具个人化的表达通常只能在单词与单词之间、或在句子的层面做文章,一如在现代汉诗的写作实践中所显示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意义创造生成能力的萎缩。放弃了汉字并置效果、字的临时组合,接受一种规范的复音词,即单词或语义单元,既是语言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意味着统一的社会(文化交流)规范化过程。无论是规范化的表达方式,还是社会规范,都强调意义对接受者的共同理解与教化功能,而不是言说者表达新异意义的功能。在一个规范化的社会里,表达新异意义的能力和其相关的表述方式,一直受到压抑的。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产生反而造成严重危机。原先没有文字,很少沟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误解。现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却没有合理的语义,讲不清道理;争吵不休,恶语相加,给正在进行的宗教战争火上浇油,难以和解。这就是17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状况。

  石虎先生的字思维理想,和他个人的诗歌写作实践,意味着这样一种文化意向:回到汉语表达的初始形态,回到构词法的阶段,即有字到词的不确定性阶段,使语言在字的并置的『临时组合』状态中,激活意义的创造生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复古汉语的修辞方式。应该强调说明的是,石虎诗歌所显示的意义,不是要回到古汉语的表达,而是复活它的『字思维阶段』、字的『临时组合』状态,既有字的并置的无限可能性所带来的新意义的创造,和对意义的细微差异的辨识与表述能力。破除对固有的概念、固定的单词和语义单元的依赖,使得《石虎诗抄》像是古汉语的地方恰恰是他对单音词的使用,故意混淆动词与名词的界限,比如『不父而谁』、『不口而诗』、『不杯而醉』等等。拆解复音词的固定组合,而且尽量拆借不同的字词组合,使石虎诗歌语言显得十分陌生化。对现代汉语中常用复音词的拆解,对某些只能作为词素的单音词的重新运用,如:

17世纪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没有意义;而汉字则是“真正的字”,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汉字是各种语言的“通货”——就像钱币一样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响。从那以后,连续150年,欧洲进行了语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汉语汉字为典范或榜样的。

  无珊曼帐蔽踏歌

现在通常称“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参与者——包括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语言瓶颈”;其高峰是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威尔金斯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个“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说的汉字。会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汉字作为西方的科学文字与哲学文字,但顾虑汉字太多太复杂而作罢;然后讲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变得具有像汉字那样富有哲理,这项内容逐渐变成了现实。

  来云朵话鹿羊说

可以说,现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内涵则是汉语的。举一个例子:“封建”这个词是18世纪出现的,而它的词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亲仇杀”,与封建毫无关系(“封建”具有制度与文明的成分)。18世纪的欧洲学者根据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这一概念植入旧词之中,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封建”一词。不仅如此,西方学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便按照这个词的含义,把历史也篡改了:

  斟灯酌烛酒人合

近代以前的西方实际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会。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正是这样定义的,称其为“原始、野蛮”。但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且还全面套用周朝,还包括贵族等级——公、侯、伯、子、男爵位,上为国王,下为绅士;这些都是17世纪刚从中国学到的新制度、新时髦,却用它们来改写过去。

  (《诗抄》)第三首《额其》)

谈到中国文化在哲学上对欧洲的影响时,诸玄识先生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瓦瓮窗炕瓢锅篓

在谈到对欧洲经济学的影响时,诸玄识指出:人类社会最早的有系统的经济学应该是管子。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学主轴,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服从于和谐、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社会主义+自由经济(详见孟晓路论《周礼》和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司马迁偏重于自由经济,他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涵盖了大部分的亚当斯密的范畴,如价值规律和自由放任等。关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否来自司马迁,国外长期有争论;但几乎一致认同的是,亚当斯密继承和发扬了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是撷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被称为“欧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铭史贫穷仍庄严

董并生资料说明:欧洲语言的汉语雅言内涵

  (《诗抄》)第七首《觅目》)

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单音词的大量并置,成为象(物象、字象、字符)的并置;而现成的单词被重新分解为孤立的字使用,尽量清除由『的』、『是』作线性连接的句式,既使是描写诗人童年经验和故土风物,也显出一种古风的灵蕴。作为『字思维』的一种形式,对一些单纯的复音词即连绵词的运用,在《石虎诗抄》中成为一种常见的修辞形式。在最多为人称道的首尾两个篇章《玄雀》与《玄巢》里,诗人精心使用了许多连绵词,有些是单纯的复音词,有些则是诗人独创性地把形音义接近的单音词组成一些连绵词。他们仅就字的音义本身而言,就表达出诗人缠绵悱恻的感情状态。

法语来自十字军时代的古法语,本是一种乡村口头语。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13世纪法国国王的土话定为法语。据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的说法,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时代,法国文学还是一些“脏话”。

  无疑,《石虎诗抄》作为对现代诗歌语言『欧化』的一个纠正意图,他在语言的实验上可能走得过远了些,尤其当这些诗作一方面力图复活汉语母语经验,另一方面又力图表达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记忆中的场景时。《石虎诗抄》中充满了许多个人秘密的词汇,力求把母语经验与个人现场经验结合起来,把《说文解字》与个人生活经验中隐秘的词库(个人的词典)结合起来,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读者不能领悟诗人『个人的词典』中的个人化词汇时,有效的阅读就会成为疑问,造成解码的困难,甚至会成为一些字谜。因而,对这些诗章来说,在保持母语经验与个人经验、词根意义与个人的词汇之间关系的探索时,保持诗章和语言的可意会性,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边界。幸好,在《石虎诗抄》中,由于大部分作品所暗含的叙事性,使这种可意会性有所增加。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把语言划分为固定或稳定的意义单元,区分范畴,并通过这些意义单元与被区分的概念范畴,去对事物进行分类、判断、选择,即是一种文化创造与实践活动,是前人意义实践与体验的结晶,也渗透了使用语言的主体的权利与支配的欲望,尤其是现代汉语中的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那些普遍性范畴和观念框架。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与词组是意识形态的最后壁垒。它们像是一些观念的硬结,是偏见的顽念,是阻止人思想的血栓,是最不易被批评与观察的思维的隐秘领域,甚至当人们不自觉之时,仍然在通过他的范畴、分类与逻辑观察事物。然而,重要的不是回避这些词语,而是对这些词语的用法。使用它的词语,而又能够对它进行不同的分类与组合,越过它的规范定义与固定用法,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改变它的意义逻辑,才是有效的方式。这一点应该是《石虎诗抄》的一个重要启示。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凡尔赛宫到处为宫廷礼节和生活方式建立标准。法语小说成为各地富贵小姐最钟爱的休闲物。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英阶层皆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即使在古汉语中的范畴与词汇单元,那些成语,一方面它们是我们母语经验的重要内涵,是我们无法避开的语言中已有的表达和经验形式,而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只能是与这个经验形式的一种对话,而不是直接面对原始经验的独白;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形式、甚至精彩生动的经验形式,也会成为我们自身经验与表达的一种遮蔽形式。这是为什么石虎先生在诗歌与文论中都力倡回到汉语最原初的『字思维』阶段的用心所在。

法国的“文明传教士”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杜尔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称为“哲学家”(法语:Philosophes)的那一帮人。

  《石虎诗抄》对母语问题的强调,并非只是指单个字词中的母语经验,而是母语的构词法、构字法中所蕴涵着的智慧与经验形式。母语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语言总要不断地持续地容纳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直至当代的进行时的经验与事物。因此,强调母语经验不应该成为一种文化怀旧主义,和拒持现代语言经验的方式,而是对母语中生成新异意义能力与词法功能的强调,是借助母语经验对现代化汉语规范的一次越轨性的实践,是对已有的意义逻辑的突围,以释放新异意义。

法国是近代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法国,在整个近代欧洲,都曾受到中国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些文明传播的接棒人包括:莱布尼兹、莱辛、赫尔德、歌德、洛克、休谟、波令布鲁克、费格逊、亚当·斯密、普莱斯、普利斯特雷,还有新大陆的杰弗逊、富兰克林等。

  不仅如此,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应该有更加宽广的理解,『自由』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无论社会启蒙的进一步深化、人的解放还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它们都应该首先意味着对人们能够体验到的意义的创造,对没有经过表达的新的意义的渴求,对被禁锢的意义和新产生的意义的释放。这一点对人类社会文化来说,是最深层的自由与解放的含义。这一使命是任何启蒙与革命活动都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或者他的人民可以一劳永逸地享用的。意义的僵化,意义与真理确定地、以僵化的形式掌握在那些本来就不反思、也不会思考的人们手中,并且由他们掌管着意义生产与传播的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然而,意义的匮乏、意义的消失,意义从社会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隐匿,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悲剧。因此,意义的表述,新异意义的创造,是人类永远不会结束的启蒙与革命,是不会终结的人类获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意义的创造、新异意义的表述能力与表达权利、对新的意义的辨认与领悟、一个社会或个人不断释放出意义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的命脉。这是那些看来远离了现实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文化创造的价值所在,是诗歌写作这样似乎是永远游戏在纯粹修辞学领域的文体形式的政治学含义。诗歌修辞学是另一种人类社会实践,与其说是直接释放不能尽言之意义,不如说是对意义创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意义辨识能力的一种社会实践。这种意义实践最终应该在思想启蒙、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上得到确认。

“这些人不管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的民族与个人的特色,全都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儿女。哲学家的王国是一片国际领地,法国只不过是它的母国,巴黎则是它的首都。无论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到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些‘哲学家’,说着同样的语言,被同样舆论的气候维系着。他们是属于一切国家的,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效忠于全人类。”

  作为一个艺术家,石虎先生的这些诗据说最初是题画之作,有些诗章的篇名就是画作的名字。按照通常的阅读习惯,这些诗歌无法纳入旧体诗(近体诗)或白话诗的范畴。面对这些作品,甚至可以不承认它们是诗歌,但却不能不承认石虎先生在认真地尝试一种与他的『字思维』理论相关的『作诗法』。这些诗与其说在尝试一种作诗法,不如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诗学的探索,对蕴涵在汉字中可能会有的思维方式的探索。对当代的艺术和文化创造而言,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创造的印记:尝试一种方法比按照既有的形式制作总之不会出错的作品要冒更多的风险。《石虎诗抄》第二十七首《烛我》已经表白了这种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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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何我志

中国风塑造英语文化

  地何我士

成说认为,英语历史上曾有“古英语”与“中古英语”的存在。这种说法建立在伪造文献的基础之上,例如被置于公元8世纪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会史》显然出于近代伪造,完全不足凭信。

  谁世苍苍劫汉史

本来,英语属于众多方言中的一种,由于18世纪前后与汉语雅言结缘,从而走上脱离土语进入通用语言的大道。

  名我昆仑子

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天何我羽

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亚说:“构想英语不可能不与‘中国性’的观念相一致”;“现代早期的英语自成体系等同于融合中国概念”。这部词典可以说是英语被提升为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的一个里程碑。

  地何我車

约翰逊不仅编写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词典,同时他还是重要的《莎剧》编辑,亲自参与了伪造莎士比亚剧作。莎士比亚在世时英文书面语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戏子,他所演的所谓戏剧,都是些即兴表演的闹剧,本来不需要什么剧本。约翰逊所据以修改的莎士比亚原文稿,是17世纪的“编辑”以莎士比亚的名字所写,当时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谫陋。

  谁界声声(鬼吾wu)魅歌

英文之所以能够从上百种不列颠方言中脱颖而出,形成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其原因与法语一样,也是全面采用“汉语雅言”作为其概念内涵的结果。

  烛我向自己

德国语言的“狂飙突进”

恩格斯将16世纪的德语比作“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作为土语的德文内涵肮脏不堪。马克斯说,16世纪德国独创了一种“粗俗文学”。马丁·贝尔纳语指出,在十八世纪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闻所未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大部分著作以法语写作。第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哲学著作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是莱布尼兹的弟子、中国学术思想的德国传人。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75年的时候向伏尔泰抱怨说,德语文学不过是“句子拉长后的大杂烩”。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主要参加者大多是属于市民阶级的青年作家。狂飙突进这个名称来源于作家克林格的剧本书名《狂飙与突进》,文学史家也称这一时期为“天才时期”或“天才时代”。

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献之表述;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全书大约6-7卷。事实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间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编辑到词条"Frucht" 时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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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德语成型的标志——词典问世

在欧洲列国中,德国民族国家形成最为晚近;与此相应,德语在欧洲诸语言中形成书面通用语也最晚。因而,编纂《德语语源词典》也已经是19世纪中期的事了,相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与18世纪的《约翰逊英语词典》,分别晚一到两个世纪。

法、英、德三国词典最早的是《法语词典》,而《法语词典》的出现在《汉法词典》之后。换句话说,是先有《汉法词典》,后有《法语词典》,然后才有《英语词典》,最后出现的是《德语词典》。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字典词典则是规范语言文字概念含义的必备条件。尤其是拼音字母文字,没有字典词典对语言词汇含义的锁定与规范,则不能进行广泛长久的交流,更不会形成文学传统。从欧洲列国通用书面语言及其词典晚近的形成过程,可见其语言文学史短浅窘况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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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权的丧失

就这样,汉语雅言从中国传入法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之后波及英、德(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等国。

进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兴起,欧洲语言大规模传入日本形成“和制汉语”;与此同时,这种“和制汉语”于20世纪初期前后又“逆传”回到中国。令人诧异的是,这次“和制汉语”回传中国时,却伴随着19世纪欧洲人所“创造”的邪恶的“文明等级论”,在这种“文明等级论”的论调中,本来属于蛮族的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朴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东南亚人等,被归于“蒙昧、未开化民族”;而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中国,却被归入“半开化、中不溜”的境地。就这样,随着“现代汉语”大量引进“和制汉语”,汉语雅言的内涵发生了畸变,在此过程中不觉丧失了“文化话语权”,使得整个中国及后来形成的社会科学沦落到“东方主义”的窠臼之中。

讲座现场互动的情况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主讲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这里举几个例子。

有听众提问:究竟有没有发现夏文化?

董并生回答:关于夏文化存在与否的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一桩公案。中国近代史上有一股疑古风潮,这个思潮源于英国,经日本影响到中国。曾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原本是19世纪英国人在编辑古希腊历史教科书时,为了采用新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过去曾经存在的关于古希腊的故事说成是层累造成的,以便将其推到重编;这种学说传到日本演变成了殖民主义历史观,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影响到中国,就变成了“大禹是一条虫”。结果,客观上疑古派起到了一个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实际上,从中国的考古情况来看,河南二里头遗址、山西东下冯遗址等,存在大批的遗址,时间上属于夏文化阶段,只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一部分学者不愿意承认,理由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在西方,相当于夏文化的有所谓的特洛伊遗址,说那就是荷马史诗中战争的特洛伊城,有文字证据吗?没有。为什么说那就是特洛伊呢?因为荷马史诗中说特洛伊被火烧过,而该城址的某一地层有被火焚烧的遗迹,因而断定那一定是特洛伊。对此,中国学者没有提出异议。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体现。

有听众提问:西方人伪造历史中国学者难道都不知道吗?

董并生回答:这个也不能怪中国的学者。因为中国有一个学术传统,叫做“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乾嘉学派有一个说法,叫做“读天下书未尽,不得妄下雌黄”,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不懂希腊文就不会对希腊的历史发表意见,于是希腊的历史是不是虚构,也就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中国人自己有详实的历史记载,以己度人,于是相信西方的历史都是真的。与此形成对照,西方人捏造历史已经成为习惯,看到中国历史那么源远流长,这怎么可能,于是先起怀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国学者吃了这个亏。

有听众提出:对欧洲文明中国起源的研究很有价值,希望今后能够深入下去,具体找出汉语是如何具体地被改造为欧洲语言的。例如说黑格尔。

诸玄识回答: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有三个,一是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一路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二是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中国智慧,让成千上万的西方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分享;三是黑格尔去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道德经》。在雷慕莎讲老子时,黑格尔做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的一个朋友发表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还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自己的哲学著作连体系、概念及名词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与“无”的概念),反过来却“盗憎主人”——说老子是巫术,污蔑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就这样,这位西方的“哲学大师”从汉语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

最后,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总结说:今天的讲座讨论会很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一定要认清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学术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对于汉语传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经历了怎样的畸变,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应属于我们的话语权。希望今后有机会多举办这样的演讲会、讨论会,谢谢主讲嘉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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