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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社会堕落从贬低文科开始
分类:教育资讯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排行。对于如今的各大高校来说,不论是学校排名还是学科排名,都是一件让人既爱又恨的事情。

华东师大袁振国先生主持的大学排行榜专题研究报告《大学排行的风险》终于发布了,虽然晚了点,但如此严肃的面孔、专业的姿态,还是很让人振奋。既然教育专家已经重拳出击,我这业余选手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谈论大学排名或排行带来的弊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五篇:《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初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初刊2009年3月14日《文汇报》;《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初刊《读书》2012年第2期。另外还有五篇涉及而没能充分展开的文章。

可选专业受限,毕业薪酬鸡肋,选文科意味着什么,过来人心里最清楚。今年,1031万人参加高考,一大拨考生即将接棒文科路。

它在某些方面虽然能够刺激学校发展,但是却同样存在漏洞和隐患,为高校和学科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可惜的是,《大学排行的风险》找不到我文章的任何痕迹。为什么?第一,我并非教育学专家,更多的是面向公众发言;第二,我的文章不是发在教育学权威杂志,教育学院师生可能看不上眼;第三,好不容易有一篇刊于《教育学报》,可标题是“大学排名”而不是“大学排行”,课题组估计是采用精准检索;第四,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着作很重要,我主要以《大学何为》等“大学五书”影响社会及学界,这点与更看重论文的社会科学界有很大差异。

眼下,文科正迎来“翻身”机遇,连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理工强校,都纷纷发力文科。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暨“重构教育评价体系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谈及他眼中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时,直言“大学排名害惨了教学,也害惨了人文学”,学者不该做“深宫怨妇”,而应当积极介入排名规则、标准的制定中。

不是为了抱怨,而是想指出工作方向——走出封闭的教育学,将大学置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邀请知识界以及大众传媒共同参与。这也是今天借助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这么一个平台,发布《大学排行的风险》研究报告,希望引发公众关注,而不只是交给专业杂志连载的缘故。十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总编自作主张,给香港各大学校长寄送。事后不只一位校长告知,他们被封面那句话打动:“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么立论,似乎有些大而无当,很难量化或实证,可这正是我心目中“大教育”的魅力所在。

文化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尤其是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必须要有专业主义的思考。如果专注于所谓的学生就业以及就业后的薪酬,这真的是自降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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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大学排名,最早是缘于十四年前有关北大的一则新闻。2004年11月《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第17。北大校方很高兴,马上挂在网页上“广而告之”,同月17日,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了题为《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的专题演讲,此演讲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北大内部,不只我一人提醒大学排名的陷阱。此后,潮起潮落,校方不再过分关注排行榜,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大好事。

连理工类高校都在重抓文科

大学排名的是非功过

首先我得承认,教授谈大学排名,很容易理想化,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中国大学改革,路在何方?》中提及:“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教授可以说风凉话:大学排名毫无意义,排名高低跟我没关系!校长可就不敢这么说了。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名次下降则抱怨,名次上升则引用——若真有本事,应该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才对。好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

清华大学有着“中国理工科最高学府”之称,今年专门召开了文科工作会议,要求共同推动清华文科建设发展迈入新阶段。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在您看来,大学排名对于高校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我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中谈及为何认定“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目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上一个百年,清华是百年辉煌;下一个百年,一定是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如此总结。

陈平原:早在十年前,我就专门谈到大学排名的问题,那时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学排名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对于大学排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存在质疑。

我曾以史为鉴,称扬抗战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最大的业绩不是科研成果,而是成功的本科教育。而当下中国:“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在推动文科发展的举措上,清华大学还宣布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目前,高校排名只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做假的。即便数字不作假,也会有些数字有效,有些数字则无效。

在好几篇文章中,我特别提及,推行大学排名,最受伤的是人文学。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中,我谈及:“比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人文学评价标准不一,其成果很难量化。所有的数字——包括排行榜、影响因子、引用率、获奖着作等,用来衡量人文学,都显得有点可疑。……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

当前,我国的院士制度只设立在理工农医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没有与之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学术称号。

而人往往都会趋利避害,尽量生产对自己有利的有效数据。这种用“数字”的衡量方式,会使得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损害。

而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我称:“逼迫人文学者尽量外出承揽各种‘工程’——最好是‘国家重点工程’,这其中,钱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便于控制和管理。是工程就有立项、设计、经费、人员、工作进度、项目验收等,好检查,好管理,也能体现上级主管部门的权威性。这对于工科或社会科学来说,或者是天经地义;可对于人文学来说,却不见得很合适。……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院校教学评估处处长刘振天表示,清华设立文科资深教授甚至可以看作是我国社会全面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大学校长对排名也是又爱又恨,明知这样的衡量方式有问题,但迫于整个大环境,又不得不参与这样的排名。

至于大学排行榜制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我曾在《解读“当代中国大学”》中表示质疑,且着重批评了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行榜的刘念才教授和JanSadlak合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中,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读,尤其是那几篇质疑文章。此外,那本书中,还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赏,即刘念才等撰《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顶尖大学,即排名第一到第二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学,即排名21-100的,则是25000美金左右。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中国大学,很可能出现在上海。拜读这篇文章,我终于明白,大学办得好坏,端看GDP,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

无独有偶,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见长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久前也召开了“科技人文发展专家咨询会”,宣布将大力发展新文科。

可以说,大学排名给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我刚从威海回来,去年威海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而且威海还只是第13位,前面还有鄂尔多斯、深圳、克拉玛依、东营、铜陵等,人均GDP都在上海前面。我不能想象日后世界一流大学出现在鄂尔多斯或克拉玛依。对于这种按“分子化学”的思路来研究“高等教育”,追求“定量定性”,如此“简明扼要”的大学研究,我始终心存疑虑。

校长包信和院士作了主旨报告,认为步入新时代,培养的引领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科学技术基础,还需要拥有人文智慧和科技伦理。

《中国科学报》:您曾经提到过,目前高校中,被大学排名害得最惨的是教学?

这么说不等于完全否定,大学排名虽缺憾多多,也自有其存在价值,理由是:

除了两大理工名校重抓文科,数十所理工类高校也有向文科发力之势。

陈平原: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培养人才。以曾经的西南联大为例,在其存在期间,西南联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

第一,公立大学拿纳税人的钱,有义务汇报业绩,不仅面向政府,也得面向公众。公众关注大学问题,既为了便于孩子们择校,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太复杂的表格及论述民众看不懂,而排行榜所显示的各大学位置以及历年升降,无疑是最为直观的。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各省市经动态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清单中,据澎湃新闻统计,有超过20所偏理工类的院校增加了文科或文理科交叉学位点,相关学位点增列数量30余个。

那时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人数不到100人,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很多科研实践都难以进行。但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第二,从政府管理角度,大学拨款是否合理及有效,排行榜是很重要的参考数据。从211工程算起,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逐渐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成效有目共睹,最直观的表现便是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迅速上升。比起专家们的空口说白话,榜单的戏剧性变化,更能让政府放心地加大教育投入。

为何连理工类高校今年都如此重视文科了?这得从“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说起。

如今,在大学排名的规则下,很多超出数字统计之外的工作会被无效化,教授们也普遍不再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学生身上。

第三,基于商业利益以及自我肯定的需要,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我的看法是:压是压不住的,因为社会上有这个需要。与其让国内外三五家评价机构垄断舆论,坐收渔利,不如完全放开,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来削弱排名的神秘感与权威性,二来乱世英雄起四方,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与厮杀,逐渐淘汰,最终留下若干比较靠谱的,供民众及学界参考。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由教育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旨在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特别是大量本科生的教育资源,被投向了那些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中。这使得近20年来,中国大学固然在飞速发展,但却充满了内忧外患。

第四,比起大学排名来,我更看好学科排名。大学太复杂了,任何一个排行榜在设计评价标准时,都很难自圆其说。学科排名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范围比较小,相对可控,且因学科排名中同行评议起关键作用,效果会好很多。比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持的一级学科评估,做得比较认真,且有行政权力做后盾,比较得到认可。

2.0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将实施范围扩展到了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首次增加了人文学科。

在排名的影响下,大学的个性也都逐渐被消灭和同化,很多大学都在举全校之力做同一件事情。

第五,我不主张采取“不全宁无”的决绝姿态。承认这个世界很不完美,大学评价困难重重,但既然不能完全废弃,那就你我都有责。对于大学排名以及学科评估,除了反省批判,正本清源,若有机会,还得积极参与改革,通过调整游戏规则、操作流程、指标及权重的设计,使得大学评价体系日臻完善。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新知识、新思想往往产生在学科交叉领域,要突破现有学科格局,促进跨界融合。当今世界思潮交融碰撞,培养的学生要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

而在我看来,再伟大的事情也不可举全校之力,这等于把大学的教育功能彻底废掉了。

文科从打入冷宫到仓促建设

被害惨了的人文学

文科迎来发展机遇,底子薄却是不容忽略的现实。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学文科从打入冷宫到仓促建设。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被大学排名害惨了的不只是教学,很多学科也深受其害。那么您觉得最深受其害的是什么学科?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带来了“苏联模式”:苏联高等教育的特色就在为国家培养工程师等专门人才。

陈平原:我在很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大学排名对于大学和院系都会产生影响,但最不能够忍受的是人文学科,损害最严重的也是人文学科。

一时间,文科萎缩,理工科繁荣。文科、财经、政法这三个科类合起来的学生数比例,从1952年的22.5%降到了1957年的9.6%,工科学生所占比重则从1947年的17.8%涨到1957年37%。

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评定和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定,虽然标准不一,也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相对来说还算是“靠谱”。

熬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没有文科专业怎么行?

然而,这种标准在人文学上就很不“靠谱”,人文学里的特异性、精神性以及思想性最容易在排名中被抹煞。

相当一部分综合性大学就这样由理工科大学匆匆改造而成。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拆变全”,从马列教研室、社科部分裂出了法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种文科专业。

在社会更喜欢用数字和金钱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衡量学科价值的今天,人文学科显得更加脆弱,也更易受伤害。

一时间,名头好听的管理类专业大红大紫。人文学科最需要沉淀,专业速成,质量可想而知。

我们看到很多高校都想要成立或合并医学院,因为其投入和产出明显,对学校排名也有着显著的帮助。但却很少有学校想扩展或增强文学院,因为它的“效果”不明显。

最典型的如公共管理。2000年中国开办公共管理专业的院校仅57所,截至2017年,数量已经达到476所,几乎翻了10倍。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授,您认为人文学为何在大学排名中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重理轻文的后果,是给大学生当头棒喝:批判性思维差,差到学校要开课重新教。

陈平原: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每个大学的评价体系里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只要是数字化的评价,就容易出问题。

清华大学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了“写作与沟通”,到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而且是必修课。

在排名和评价中,用与衡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同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70年前,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提倡教育要将理工与人文结合,培养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如今,清华大学重新给学生开写作课,培养批判性思维。

社会上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社会就有“重工轻文”的倾向,在大学里一旦排名,就必须有数字,但是思想是看不出数字的,更不能够用数字加以衡量。

功利是阻碍文科发展的大问题

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好的剧作家、文学家和好的史学家做学问,一个人、一个脑袋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组建一支团队。

文科可以重新抓,批判性思维可以重新教,但不解决大学的功利主义,文科生依然陷于困境。

这个特点在越优秀的人文学家身上,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的。

这种功利主义,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批评为“目前的中国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

在北大,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文学者,他们不要课题,只凭良心、凭学问、凭大脑,一直前行并不断有成果产出。

在陈平原看来,眼下这种只见数字不见人、只讲市场不谈文化、只求效益不问精神,努力将大学改造成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很多学科都受到伤害。受伤最严重的,非人文学莫属。

而且这些成果比同学科中,那些手握很多经费的人花费三两年就出产的成果要好得多。

陈平原认为,若以培养人为主,则文理优先;若以课题经费或科技发明论英雄,则商科或工科更为“长袖善舞”。社会上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在这样的状态下,就有“重工轻文”的倾向。

因此可以说,当前用课题项目、重大资金、庞大团队等数字做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对自然科学会有损害,对人文科学的损害尤其明显。

这种数字衡量一切的思维在大学排名上尤其明显。大学一旦排名,就必须有数字,但是思想能用数字衡量吗?

积极介入,不做“深宫怨妇”

很多高校都想成立或合并医学院,因其投入和产出明显,对学校排名也有显着的帮助。但很少有学校想扩展或增强文学院,因为效果不明显。

《中国科学报》:既然人文学在大学排名中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保护人文学,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功利主义使得人们更看重眼下的功利成果,比如升学时的分数,就业时的薪酬。有人调侃,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理科的直接回报率确实更高。文科女生虽多,但文科女大多喜欢理工男啊。

陈平原:当前,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学的重要性,让大家看到这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学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就业竞争力30强专业中,近半数为新工科专业。而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大类,就业竞争力仅为工学大类的七成。

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壮大,人文学被逐渐边缘化。因此,人文学更需要相关学者站起来,捍卫自身位置。而不是做“深宫怨妇”状,只知道批评和抱怨人文学不被重视。

调侃归调侃,但人们并不是在贬低文科,只是在贬低假大空的文科。

我们需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说出人文学在人类文明、国家建设、文化传播与传承等方面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是真文科呢?鲍鹏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要把人文学科仅仅看成是一个专业或专业知识。”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针对当前学科排名的现状,我们还能够采取哪些方法,保护人文学不被排名损害?

鲍鹏山说,人文学科回答人生的基础性问题,涉及人对社会、对政治、对自己的认知。如果大学需要学生将来具有基本的判断力,那么人文教育是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教育。

陈平原:我们还要抓住一些机会,积极参与到评价体系的制定和改革的过程中。

鲍鹏山希望大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直面问题,尤其是直面人生的原初问题,而不是纠缠于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或学派,或方法。

既然当前的评价体系、指标不完全适用于人文学科,那么在包括评价标准、操作流程、指标、权重的设计等各个方面,我们更应该积极地提出完整建议。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事实上,对于一级学科的评估和排名,很多人刚开始时并不满意,但是在专业领域内的人士积极参加制定工作,并不断征求专家意见后,最终确定了哪些东西要、哪些东西不要,以及不同内容之间的权重如何等,才使得一级学科的评估有了很好的改观。

参考资料:

如今的大学排名也是如此,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该多倾听一线工作者和学者的声音,采纳他们的建议,而不是以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群体作为导向。

文科生啊,太惨了,2019年4月2日,浪潮工作室

同时,专业的研究者们除了批评排名之外,更要共同参与到逐渐完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努力让中国产生一两个比较可信的评价体系或排名,这才对得起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

高校不应做排名高墙内的“深宫怨妇”,2018年12月18日第7版,中国科学报

陈平原:大学应以文理为中心,2015年6月30日,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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